在民事权利理论的发展中，支配权的客体也早已逐渐摆脱有体物的经典图景，支配权包括对物的支配权（如所有权），对无体财产、精神产品的支配权（如知识产权），对自身人格的支配权等。

最后，应当承认党中央和委员长会议、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在法律草案说明中宪法判断事实上的拘束力，以体现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和人大对立法工作的主导，确保立法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和未来法律的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应质疑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以确保党对立法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领导和权威。

[11] 根据翟国强研究员的观点，宪法判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判断是指关于宪法的判断，对案件事实从宪法学角度作出分析和认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宪法推理或‘宪法论证。笔者将法律草案说明中涉及的宪法文本分为三种形态，即作为直接权力来源的授权规范，作为决定法律草案内容的高级规范，以及作为合宪性自我宣示依据的抽象的价值与标志。在第二种情况中，即便起草部门宣称法律起草依据宪法进行，但其对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法官的主管机关的理解与《宪法》第127条明显相违背，在审议过程中被纠正，审议主体的意见取代了原有的宪法理解，因而草案说明并未能够论证原草案的合宪性。[9]虽然在立法程序中，充分的审议对法律草案质量的有效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纠正法律草案送审稿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合宪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但如果能够在法律起草阶段就严格依据宪法确定草案的内容，则可以更为有效地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从源头上确保法律内容的合宪性，避免相关宪法争议的出现，同时也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创造条件。《立法法》第54条规定：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

而本文所指的法律起草活动，是在相关公权力机关牵头组织下[15]协调人力物力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提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等一系列行为和过程。只要有证据证明相关宪法问题曾经在立法过程中被充分讨论过，宪法监督机关在事后的宪法审查中就不能轻易地作出法律违宪的结论。《宪法》第 5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44) 但基于宪法方法论视域，对法律监督机关的文义阐释应以宪法和宪法相关法之《检察院组织法》为主进行考察和分析，此处仍采《检察院组织法》第 20 条之规定，将诉讼监督与执行监督进行区隔性表述。(17)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2 年第 9 期，第 385 页。一方面，伴随我国宪制结构的变迁以及检察制度与检察权的变革，关涉检察机关及检察权性质的讨论此起彼伏。第 3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1979 年 6 月，最高检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报送《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草案及其说明，草案说明着重强调了检察机关的显著特征是法律监督。(16) 从彭真关于 1982 年修宪草案的说明来看，国家机构的规定关涉国家体制的重要改革和新的发展(17)，彭真在说明中提到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国家主席设置、提高国务院工作效率、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等，但并未谈及检察院的设置、定位和职权。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召开人大会议、听取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报告、人大代表审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执法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第 37 条第 2 款（批准逮捕权）、第 40 条（通信检查权）。还有的认为，法律监督作为专门监督，能够补充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毕竟，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无法事无巨细地对各种宪法语词或概念专门给出一个定义，这项工作通常要交由具体的立法才能完成。

此外，1954 年宪法草案在全国政协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有意见提出将草案第74 条修改为......检察机关行使对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严格遵守法律的监督权(6)，也有意见主张将实行最高检察修改为实行最高监督，(7) 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定位最终没有确立下来。刑事公诉中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抗诉，此为审判监督。《宪法》第 13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除了《行政诉讼法》明定的四大领域之外，《英雄烈士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亦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权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检察公益诉讼发展的规范化和法律化。

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 2018 年修宪，国家监督体系得以重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得以强化。

因此，检察没能改为监督，更遑论将检察机关定位于法律监督机关，宪法草案初稿第 74 条规定的检察权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从历史维度观之，法律监督的本质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比如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监所机关的执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等公权力的监督。

苏联检察体制的影响也在急剧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26)。法律监督之法律并不限于法律、法规，亦包括规章。检察机关自此摆脱了苏式检察体制的深刻影响，逐步走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机关之路。检察机关此种传统社会功能的定位，其个案效果比较突出，但社会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其五，2018 年现行宪法迎来第五次修正，宪法上的一项重大调整即是确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将监察委员会写入宪法，人大主导下的国家权力结构由一府两院变为一府一委两院。

(52)  前注 (40)，卡尔·拉伦茨书，第 418 页。参见马怀德：《民法典对行政法法典化的启示》，载《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 年第 30 期，第 40 页。

宪法上这种独到的安排，既有其历史和现实情势因素，更框定了新时代检察机关转型发展乃至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75) 对此，《检察院组织法》第 2 条已有明确的指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既是检察机关设置的重要目的，亦是法律监督机关社会功能的彰显。

将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不作为等纳入监督视野，促使法律监督往前迈出实质性一步，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法律监督的核心是诉讼监督，(51) 不论是传统的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抑或现今的公益诉讼，法律监督的触角均未脱离整个诉讼链条。

从地方实践看，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北、云南、广东、江西、海南、福建、甘肃、浙江、贵州等多地的省委书记就贯彻落实《意见》提出要求，多地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专题学习。只不过 1979 年的检察院组织法较之于 1954 年检察院组织法，检察职权已有很大调整，即取消了苏联式的一般监督和垂直领导。显然，这一时期的检察机关，宪法赋予其检察权，并未明确其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针对宪法草案初稿中检察权的不同意见，也仅仅限于检察权的定性（究竟用检察还是监督），尚未上升到对检察机关的整体定位上。第 1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质言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规约了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为检察权的规范行使和检察权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宪制理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法律监督的这种特质自然将其与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其他国家监督区隔开来。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明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国家性权威性外部性等监督特性，对促使规章的合宪性进而实现国家法制的全面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41) 刑事诉讼监督根据刑事办案流程和检察实践又囊括了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11)  参见前注 (1)，孙谦主编书，第 328 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62)  《立法法》第 98 条第（四）规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注释: (1)  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8 页。这里的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之四大检察，观其字面，似乎只有公益诉讼属于前文释出的法律监督内容，而刑事、民事、行政则属于检察机关办案的领域。

(15)  参见何勤华主编：《检察制度史》，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0 页。参见陈光中等：《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7 页。

解铃尚须系铃人，从根本法上破解理论与实务之困惑已成为体悟我国宪制发展与检察制度变革所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16)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27 页。

申言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这种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既开辟了行政检察的新境界，也指明了法律监督机关未来的努力方向。面对日渐庞大的规章体系，(61) 政府系统自下而上的层级报备难顾周全，也易落入内部监督自我监督的窠臼。